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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

查看: 3606/ 来源: 杨凌在线网 2017-08-15 12:18

杨坚 (隋朝开国皇帝)隋高祖文皇帝杨坚(541年7月21日[1]  -604年8月13日)汉族,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隋朝开国皇帝,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杨坚鲜卑小 ...

杨坚

 

(隋朝开国皇帝)


隋高祖文皇帝杨坚(541年7月21日[1]  -604年8月13日)汉族,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隋朝开国皇帝,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

杨坚鲜卑小字为那罗延(金刚不坏),鲜卑姓氏为普六茹,普六茹鲜卑姓氏是其父杨忠受西魏恭帝所赐的。后杨坚掌权后恢复汉姓“杨”,并让宇文泰鲜卑化政策中改姓的汉人恢复汉姓。[2] 

杨坚在位期间,军事上攻灭陈国,成功地统一了严重分裂数百年的中国,击破突厥,被尊为“圣人可汗”;内政方面,开创先进的选官制度,发展文化经济,使得中国成为盛世之国。开皇年间,隋朝疆域辽阔,人口达到700余万户,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时期。[3] 

在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1978年所著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排行第82位。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史载杨坚出自关中高门弘农杨氏,是东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其四世祖杨元寿被北魏任命为武川镇司马,其父杨忠跟随北周文帝宇文泰起义关西,因功赐姓普六茹氏,官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死后追赠太保,谥号桓。不过据陈寅恪的考证,杨坚家族可能是山东寒族,其弘农杨氏的身份应出于伪托;而所谓杨元寿留镇武川亦是宇文泰为笼络部下感情而虚构之事。[4] 

天和三年(568年)杨忠死后,杨坚承袭父爵。他有“身在帝王边

隋文帝杨坚

,如同伴虎眠”之感。齐王宇文宪曾对武帝宇文邕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本来宇文邕对杨坚早存疑心,听宇文宪说后,疑心更重。

但是否立即剪除杨坚还犹豫不定,于是便问计于钱伯下大夫来和,来和也说杨坚不凡,但暗中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便谎称:"杨坚这人是可靠的,如果皇上让他做将军,带兵攻打陈国,那就没有攻不下的城防。"为杨坚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宇文邕还是放心不下,暗里又派人请相士赵昭偷偷为杨坚看相。赵昭与杨坚友善,当着宇文邕之面佯装观察杨坚脸庞,然后毫不在意地说:"皇上,请不必多虑,杨坚的相貌极其平常,无大富大资可言,最多不过是个大将军罢了。"又使杨坚度过了一次险关。

这时,内史王轨又劝谏宇文邕说:"杨坚貌有反相"。言下之意是要及早除掉杨坚。因为宇文邕对相士赵昭的结论相信无疑了,便不悦地说:"要是真的天命所定,那有什么办法啊?"使杨坚再次化险为夷。

宇文邕死后,其子宇文赟即位。杨坚的长女杨丽华被封为皇后,杨坚又晋升为柱国大将军、大司马。

宇文赟对杨坚的疑心更大,他曾直言不讳地对杨皇后说过:"我一定要消灭你们全家"。并命内侍在皇宫埋伏杀手,再三叮嘱说:“只要杨坚有一点无礼声色,即杀之!”然后他把杨坚召进皇宫,议论政事。杨坚几经化险为夷,心中早有准备,不管宇文赟怎样激,怎样蛮,怎样讲,杨坚都神色自若,宇文赟无杀机可乘。

最后,杨坚想出了"两全"之策,通过内史上大夫郑译向宇文赟透露出自己久有出藩之意。这正合宇文赟的心意,当即任命他为亳州总管。这样宇文赟放心了,杨坚也安心了。

杨坚将任亳州总管时,庞晃劝他就此起兵,建立帝王之业,杨坚握着庞晃的手说:“时机还不成熟啊。”至此,杨坚取周自代的愿望溢于言表。

宇文赟是皇家世袭之君,不问朝政,沉溺酒色,满朝文臣武将敢怒而不敢言。

宇文赟不但不听忠臣劝告,反而觉得这皇帝当得太不称心如意。他终于想出了一个逍遥自在的法招,将皇帝让给年仅6岁的儿子。自称天元皇帝,住在后宫,终日与嫔妃宫女们吃喝玩乐,荒淫无度的生活使他年仅22岁就丧命了。[5] 

夺权登基

宇文阐(周静帝)即位,任命杨坚为丞相。周静帝即位时才7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所以杨坚就在郑译和刘昉的帮助下以外戚身份就控制了北周的朝政。杨坚当上丞相以后就开始了篡夺北周大权的计划,先是骗北周宗室五王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到长安,雍州牧毕王宇文贤及赵、陈等五王一起被杨坚杀掉,杨坚又任用韦孝宽出兵打败了尉迟迥,消灭了对自己有威胁的政敌。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甲子日,北周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三让而受天命,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于临光殿,定国号为“隋”,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6] 

一统天下

杨坚平定叛乱之后,统一天下的对手只剩下南方的陈朝和位于江陵一隅之地的西梁。开皇七年九月十九辛卯日(587年10月26日),废西梁后主萧琮,西梁亡。开皇八年(588年),杨坚以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带领水军出永安,共五十一万八千大军,三路大军伐陈。八年十二月杨素沿长江击破陈的沿江守军,顺流而东。但因为施文卿、沈客卿等扣留告急文书,导致陈朝无法把大军从建康调出。

开皇九年正月二十甲申日(589年2月10日),陈将任忠引韩擒虎攻入建康城,捉住陈叔宝,陈朝灭亡。

不久,各地陈军或受陈后主号令投降、或抵抗隋军而被消灭,只有岭南地区受冼夫人保境据守。

开皇十年(590年)八月,隋派使臣韦洸等人安抚岭南,冼夫人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为隋地。至此,天下一统。

开皇之治

统一全国后,杨坚励精图治,开创了辉煌的“开皇之治”。结束了自西晋末年到隋统一前近300年的分割割据状态,实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又一次统一,使北方民族大融合,南方经济发展。

政治方面,杨坚结束了西魏宇文泰的鲜卑化政策,将被改成鲜卑姓的汉人大臣以及府兵将领(以及其所辖府兵)恢复汉姓。复姓,代表汉化的主流,终究战胜了鲜卑化的逆流。表明府兵不再是一支胡人的军队,而是一支名副其实汉人或者夏人的军队。军与民的胡汉之分,至此消除。也表明关陇贵族集团事实上名义上都是关陇地区的一个汉人集团。

隋文帝杨坚

另外,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改为五省六曹制,后改称五省六部制,是为唐代三省六部制之蓝图。中书、门下两省负责诏令的起草和封驳,尚书省负责政务的管理。尚书省又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

军事上,杨坚改变府兵制初设时,兵农分离情况。转变为和平时期府兵耕地种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战争发生时,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的“兵农合一”的制度。

经济上鉴于五胡乱华以来南北分裂达二百七十年之久,民生困苦,国库空虚。故自开皇九年(589年)统一天下后,即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税收不稳。于是于开皇五年(585年)下令实行大索貌阅。并接纳尚书左仆射高颎之建议,推行输籍法,作全国性户口调查,结果查获没有户籍的百姓达165万余口,其中丁壮44.3万人,以增加国家税收,改善经济,尽扫魏晋南北朝以来隐瞒户籍之积弊。

隋初经历南北朝长期的战乱,民生疲弊困苦,故杨坚接纳司马苏威建议,罢盐、酒专卖及入市税,其后多次减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国家农业生产,稳定经济发展。杨坚在位时代之富饶既非重敛于民,究其原因,与全国推行均田制有关。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稳定经济发展,且南朝士族亦渐由衰弱至于消逝。均田制能顺利推行,对隋前中期的经济发展收益甚大。

加上隋代以关中作为本位,关中粮食短缺,需依赖关东漕运接济,故杨坚于洛州等地设立常平仓等官仓,贮存关东运来粮食,建广通渠,便利关中漕运。又于民间设义仓,人民捐纳粮食以防凶年。

在地方行政方面,文帝鉴于南北朝政区划分繁杂随意,地方行政交错混乱,支出庞大,杨坚遂于开皇三年(583年),尽罢诸郡,实行州县二级制,使国家地方行政渐上轨道。诚如学者钱穆所言:开皇之治的成功,简化地方行政机构是一个基本因素。据统计杨坚时期朝廷开支减省三分之二,地方官府之开支减省四分之三,全国于行政之经费,大约是南北朝时期开支三分一而已。故隋国库之丰积,不无原因。

此外,杨坚安定政治,关陇集团的支持功不可没。汉人如郑译、刘昉、高颎等名臣有助推动国策。杨坚亦因前朝酷刑甚多,影响民生,故命苏威等人编纂《开皇律》,修订刑律,订立国家刑法,使人民有法可守,又减省刑罚,死刑只设绞、斩二等,以示隋朝对民之宽大。

在澄清吏治方面,杨坚得国以来,励精图治,兼且天资刻薄,自不容贪污枉法之行为存在。杨坚命柳盛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吏治之整肃,不仅上裕国库,下纾民困,隋高祖在位时之隆盛,此亦为要因。

杨坚开了科举制度之先河,他即位后,废除了以前选官用的九品中正制,选官不问门第。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明经等科的考试,合格者录用为官。

科举制度顺应了历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的要求,缓和了他们和朝延的矛盾,使他们忠心拥戴中央,有利于选拔人才,增强政治效率,对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隋前中期的人口增长就看得出杨坚的政治才能:开皇元年(581年)全国户口462万户,到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达到8,907,536户,46,019,956人。其中在开皇九年(589年)南下平陈增50.0万,此时的全国户口700多万,平均年增长226,708户。[7] 

晚年倾轧

杨坚好猜忌苛察,容易听信谗言,到了晚年更是滥杀大臣,虞庆则、史万岁等功臣故旧先后被杀,此外,法制逐渐遭到破坏,用法“不复依准科律”,颁布诸如“盗一钱以上皆弃市”、“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之类的苛刻刑法,百姓惶恐。杨坚还热衷廷杖,“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8]  同时,杨坚晚年颇受诸子的困扰。先是软禁三子秦王杨俊;接着在开皇二十年(600年),将长子太子杨勇贬为庶人,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又于仁寿二年(602年),将四子蜀王杨秀贬为庶人。[9] 

离奇去世

独孤皇后去世后,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都受到杨坚的宠爱。

仁寿四年(604年),杨坚患病住在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都进入仁寿宫侍病。杨坚召杨广入内居崐住在大宝殿。杨广考虑到如果杨坚去世,必须预先作好防备措施,他亲手写了一封信封好,派人送出来询问杨素。杨素把情况一条条写下来回复杨广。宫人误把回信送到了杨坚的寝宫,杨坚看后极为愤怒。天刚亮,宣华夫人出去更衣,被杨广所逼迫。宣华夫人拒绝了他才得以脱身。她回到文帝的寝宫,杨坚奇怪她神色不对,问什么原因,宣华夫人流着泪说:“太子无礼!”杨坚愤怒,捶着床说:“这个畜生!怎么可以将国家大事交付给他!独孤误了我!”于是他叫来柳述、元岩说:“召见我的儿子!”柳述等人要叫杨广来。杨坚说:“是杨勇。”柳述、元岩出了杨坚的寝宫,起草敕书。杨素闻知此事,告诉了杨广。杨广假传杨坚的旨意将柳述、元岩逮捕,关进大理狱。他们迅速调来东宫的裨将兵士来宿卫仁寿宫,宫门禁止出入,并派宇文述、郭衍进入调度指挥;命令右庶子张衡进入仁寿宫侍侯杨坚。后宫的人员全被赶到别的房间去。随后,杨坚在大宝殿驾崩,在位23年,终年64岁,庙号高祖,谥号文皇帝,葬于泰陵(今天陕西省杨陵区城西5公里处)。[10] 

为政举措


杨坚为巩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首先是厉行节俭政治,使民众在较轻的剥削下得以发展生产。其次是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刑律删去若干秦、汉、南北朝相沿的酷刑,更是一个重大的改进。杨坚利用突厥内部存在的弱点,以谋略为主,军事为辅,避免发生大战争,这对国家的安定是很有利的。西晋末年开始的国内分裂,经杨坚积极经营,造成了较为稳定的统一局面,盛大的唐朝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政治

大隋朝疆域

隋朝建立以后,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吏概由中央任免,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杨坚由继承父亲杨忠的随国公起家,其家族曾被赐姓普六茹,进封随王,故把自己新王朝的国号定为随,他又感到随字有走字旁,与走同义,不太吉利,便改随为隋。

隋朝建立初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隋文帝一登上金銮宝座,就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确立三省六部制

杨坚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很原始、极混乱。六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低下。杨坚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政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秘书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

三省六部制

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具体办事机构就是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六部的设置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加强中央集权。对唐及以后历代王朝影响都十分巨大。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5] 

简化地方官制

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于郡县设置过繁,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开皇十年(590年)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5] 

修订开皇律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下令命高熲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583年),杨坚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595年)形成定制的,杨坚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 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杨坚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 《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杨坚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

建大兴城

隋于汉长安城东南筑新城,名大兴城,在今西安城及城东、城南、城西一带。即唐长安城。隋朝开国之初,都城仍在长安旧城,因久经战乱,残破不堪。而且宫室形制狭小,不能适应新建的统一国家都城的需要。加之几百年来城市污水沉淀,壅底难泄,饮水供应也成问题。因此,杨坚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故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

开皇二年(582)正月,命宇文恺负责设计建造新城--大兴城,翌年三月竣工。宇文恺参照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都南城,把龙首原以南的6条高坡视为乾之六爻,

隋代大兴城(1张)

 并以此为核心,作为长安城总体规划的地理基础。"六坡"是大兴城的骨架,皇宫、政权机关和寺庙都高高在上,与一般居民区形成鲜明对照。冈原之间的低地,除居民区外,则开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了城市的水域。大兴城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增大了立体空间,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大兴城的平面布局整齐划一,形制为长方形。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完全采用东西对称布局。外郭城面积约占全城总面积的88.8%,居民住宅区的大幅度扩大是大兴城建筑总体设计的一大特点。大兴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为巨大的城市,是汉长安城的2.4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比同时期的拜占庭王国都城大7倍,较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达城大6.2倍。

在此之前,从秦汉一直到南北朝,都城之中的城市格局,没有章法,没有布局,皇宫、官署、民居,交错相处,十分杂乱。至大兴城之后,都城的均衡对称格局开始形成,街道整齐划一,南北交错,东西对称,大街小巷,井井有条。皇宫、皇城、民居三个部分相对分开,界线分明,既安全,又实用。

开皇盛世

开皇之治是杨坚在位二十多年中开创,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杨坚倡导节俭,节省政府内不少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后的中国,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

开皇盛世气象恢宏磅礴,杨坚下令修建首都大兴城(即后来长安城),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平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大兴城乃当时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杨坚于开皇四年(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 “鸿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 杨坚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

杨坚开创的“地广三代,威振八纮”的隋王朝存在的时间有37年(即从581年到618年),建立正式行政区域实施有效管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唐朝到贞观四年(630年)也未完全恢复隋朝的疆域。隋朝的军队歼灭或重创了突厥、吐谷浑、契丹、高句丽,拖延阻止了异族的强大与崛起,取得空前辉煌的胜利。《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道:“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隋朝京城及各地的粮仓,大的可储粮千万石,小的也储粮几百万石,都储满了谷物。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国库中,储存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杨坚临终时,天下仓库的积储可供全国五六十年正常使用。[11] 

军事

统一全国

(1)并西梁

西梁为南梁武帝萧衍之孙萧詧所建,初都襄阳,后迁江陵,前后三个皇帝,共三十三年。后梁实际上是北朝西魏、北周、隋的附庸。西魏、北周、隋都曾在江陵设置总管,以监统其国。开皇七年(587年),杨坚征召后梁皇帝萧琮至长安,并派兵进据江陵,废掉梁国。

(2)灭南陈

开皇八年(588年)十月,杨坚设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全面负责灭陈的战役。不久,又以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各路隋军共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杨广节度。东自海,西至巴蜀,向陈发动了全面进攻。

面临隋军的大举南下,陈叔宝优柔寡断,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反而自我安慰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都官尚书孔范也附和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并诬蔑“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 。于是,隋军顺利渡过长江。

开皇九年(589年)正月,贺若弼、韩擒虎先后渡江。当时,建康尚有陈军十余万人,但由于陈叔宝怯懦无能,也不懂军事,唯日夜啼哭,把一切大权交给嫉贤妒能的施文庆,有才能的文官武将不能发挥作用,致使隋军很快攻下建康。陈叔宝与其爱妃张丽华、孔贵嫔三人跳入枯井,后被隋军所俘。长江上游的陈军知大势已去,也都解甲投降。至此,陈朝灭亡,全国实现了统一。[12] 

(3)平江南

东晋朝至陈朝,一向刑法废弛,高门压抑寒门,士族侵陵民众,是典型的士族政权。隋灭陈后,隋地方官按照隋制度大加变革。开皇十年(590年),陈旧境自长江南岸到泉州(治福建晋江县)再南到岭南,士族和土豪到处起兵叛变。首领有的自称皇帝,有的自称大都督,聚众多至数万,少也有几千,攻陷州县,杀害地方官,甚至抽肠割肉,发泄破落地主的野蛮性。杨坚遣大将杨素率兵讨伐,先攻下京口,继续进兵扫荡,一路入山区,一路沿海岸,击破各地叛军,最后克复泉州,江南兵乱迅速消灭。岭南少数族豪酋纷纷起事,围攻广州,裴矩率兵三千,会同高凉郡(治安宁,广东阳江县西)冼夫人,安抚岭南诸豪酋。隋用兵不过数月,陈旧境全部平定,显然由于隋制度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这次用兵,打击了南方士族豪强积累已久的恶势力,使南北统一进一步趋于稳定。[12] 

北击突厥

突厥木杆可汗灭柔然后,成为北方唯一的强大国家。北齐、北周对立,各送重赂求突厥援助,突厥愈益骄横。佗钵可汗死,沙钵略可汗立。贵族争继承权发生纠纷,沙钵略只好使庵逻为第二可汗,大逻便为阿波可汗,玷厥为达头可汗,与贪汗可汗并称四可汗。沙钵略弟处罗侯,与沙钵略不睦,因势力较弱,不得可汗名号。这些人各有部众和居地,听沙钵略的号令。沙钵略兵力最强,是突厥大可汗。

杨坚即位,不再给突厥礼物,突厥怨恨,起兵入寇。长孙晟在突厥时,曾与处罗侯秘密结盟,熟悉突厥情形,上书献谋略,说:如今对突厥用兵,还不是时候,可是不用兵,突厥将大肆侵扰,应该用远交近攻、离间强部、扶助弱部的方法,派遣使人到西面联络达头和阿波,使沙钵略分兵防西,又到东面联络处罗侯和奚、契丹等部,使沙钵略分兵防东,突厥各可汗间互相疑忌,十数年后,乘机出击,可以成大功。隋文帝完全采纳长孙晟的献策,遣元晖出伊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道,去见达头。达头派使官来朝,班位比沙钵略使官高。达头是强部,这样,更增加了反对沙钵略的意图。长孙晟走黄龙(即柳城,辽宁朝阳县)道,赏赐奚、契丹等部,使作向导,去见处罗侯。他们本有旧盟,这样,处罗侯更增加了内附的意图。开皇二年(582年),沙钵略尽起本部兵十余万及所属四可汗兵共四十万人大举侵入长城。

开皇三年(583年),突厥兵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掳掠人畜,百无一留。沙钵略还想南侵,达头不从,引兵自去。沙钵略也只好退兵。杨坚命杨爽为行军元帅,率兵分八路出击突厥。杨爽出朔州(山西朔县)道,大破沙钵略军,沙钵略逃走。窦荣定出凉州(治姑臧,武威市),击败阿波军。长孙晟说阿波归附,阿波遣使来朝。沙钵略袭破阿波居地,阿波逃归达头,得达头援助,回击沙钵略。贪汗与阿波友善,被沙钵略废黜,也逃归达头。突厥内乱,攻战不息,各可汗都遣使入朝,请和求援,杨坚一概不许,让他们继续互斗。

隋军专击沙钵略,沙钵略屡败,开皇四年(584年),遣使来求和。阿波与沙钵略战,势力渐强大,东与沙钵略居地接境,西有龟兹、铁勒、伊吾等西域地,号称西突厥。自此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开皇五年(585年),杨坚遣使联络阿波,表示对阿波的支持。沙钵略西面为达头、阿波所困,东面又怕契丹的攻击,遣使来求救,请率部落到漠南,寄居白道川(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隋文帝允许他的请求,命杨广出兵援助。沙钵略得隋兵声援,击败阿波军。沙钵略与隋定约,承认隋皇帝为真皇帝,自己是藩属国,受隋保护。

开皇七年(587年),沙钵略死。沙钵略嫌儿子雍虞闾懦弱,不能对抗西突厥,遗令立弟处罗侯为可汗。处罗侯立,号莫何可汗。隋文帝使长孙晟赐莫何旗鼓。莫何得隋旗鼓,西击阿波。阿波部众以为隋出兵助莫何,多不战求降,莫何因此生擒阿波。开皇八年(588年),莫何死,雍虞闾立,号都蓝可汗。

沙钵略的儿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开皇十七年(597年),杨坚允许突利娶隋安义公主为妻,故意给他优厚的礼遇,借以离间都蓝。都蓝果然发怒,说,我是大可汗,反不如染干体面。从此断绝朝贡,侵扰边境。突利侦察动静,有事先来告知,隋边境先作准备,都蓝不得逞。

隋文帝画像

都蓝与达头结盟,开皇十九年(599年),合兵袭击突利,大战长城下,突利大败。突利只剩下部众数百人,觉得降隋不会被重视,想投奔到达头那里去。实际上隋要利用的是他的名号,部众散亡,势力微弱,利用起来更为方便些,因此,长孙晟设计挟突利到长安归降。杨坚大喜,厚待突利。隋大将高颎、杨素率兵出塞,大破达头、都蓝军。杨坚封突利为启民可汗,使居五原,招收旧部落。都蓝败后,被部下杀死,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隋军屡次击败步迦,仁寿三年(603年),步迦所部大乱,铁勒、仆骨等十余部叛步迦,归附启民。步迦丧失部众,逃奔吐谷浑。启民在隋保护下成为东突厥可汗。他是完全依附隋朝得国的,不得不对隋表示忠诚,隋也利用他的衰弱,取得边境的安宁。

杨坚的北击突厥,打击了游牧帝国的嚣张,同时稳定了东亚局势。为隋朝发展乃至中国后世安稳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杨坚挑拨分化及军事打击下分裂突厥成两部,东突厥部启民可汗称臣内附,上隋文帝尊号“圣人莫缘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意指圣贤的、富厚的君主,杨坚即为隋朝皇帝兼突厥名义上的君主,是为中华天子兼异族国君的首例。[12] 

经济

领均田令

杨坚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开皇三年(583年),清理出阴漏丁男44.3万人 共计 164.15万口。“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这些举措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将从豪强手里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增加了国家的劳动力,调动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掌管的纳税人丁数量大增。[13] 

设置粮仓

在隋朝政府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11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改革货币

杨坚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世称“隋五铢”。“隋五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 “车书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粹一朝,成文章之总汇。”除此之外,杨坚还曾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

倡导节俭

杨坚节俭爱民。杨坚小时候生长于寺庙之中,素衣素食

隋五铢

,生活节俭,这使他养成了崇尚节俭的性格。他虽贵为天子,但却食不重肉,不用金玉饰品,宫中的妃妾不作美饰,很是节俭,他深知节俭的重要性,教育太子要节俭,说国家没有因为奢侈腐化而能长治久安的。他还提倡官员节俭。因为节俭,剥削较少,民众能够安居乐业,户口和财产剧增,又加上其他一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百业兴旺,经济繁荣景象由此而生。

杨坚的太陵始建于隋仁寿四年,实际上是杨坚与独孤皇后的合葬墓。陵冢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底部面积为26560平方米。陵冢顶部平坦,呈长方形,东西长48米,南北宽38米。陵冢底部四周已被挖掉3~5米,现残存东西长166米,南北宽160米。陵冢周围原筑有夯土城垣,现已基本毁坏,唯北城尚有残墙,长约130米,最高处1。2米,残存宽5。5米。夯层清晰,夯窝明显。经初步钻探,陵垣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总面积49。29万平方米。垣墙的四角及中部都发现有大量的砖瓦残片,应是当时建有阙楼和城门的残迹遗存。

太陵一如秦汉封土为陵的建制,然而,也许是杨坚遗有前嘱,这座开国君王的陵墓,远远不如秦汉皇陵的规模和其他开国皇帝的规模。而据西汉墓葬制度规定,皇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每年从全国税收中抽取三分之一营造皇帝陵墓,即寿陵。帝王陵园占地七顷,陵穴占地一顷,陵高十二丈,深十三丈,墓室高一丈七尺。有四个墓道,都能通过六匹马驾的车子。四门埋设暗剑、伏弩机关以防盗墓。死者身穿金缕玉衣、口含玉蝉…… 那么,杨坚的陵墓中是否也如汉时墓葬制度规定的,皇帝陵墓必有大批金银珠宝、稀奇古玩,现代部分专家学者经过遍阅籍典以及遍访太陵周围民间乡里,发现典籍没有记载有关太陵随葬的例证,而当地百姓皆传说太陵无宝可盗,言说历代军阀、土匪,均至此徘徊,未有收获。

可见杨坚真是一位以自我为标准鼓励皇亲贵族要节俭的好模范。

文化

文帝复汉

北齐和北周时期上层贵族,曾经一度热衷于鲜

隋文帝杨坚

卑化与西胡化。虽然北周武帝亲政之后,开始倡导汉化。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但是由于北周武帝英年早逝,北周的汉化进程一度搁浅。杨坚之父杨忠因辅助宇文泰有功被赐胡姓普六茹,杨坚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自己的汉姓,立即力行汉化。杨坚对反叛旧臣、豪强大吏、上层贵族,诛夷罪退,毫不手软。他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隋文帝对平民百姓实行宽仁的政策。杨坚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杨坚内修制度,外抚四夷,崇尚节俭,勤理政务。“求劳日昃,经营四方”,“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乘兹机运,逐迁周鼎”,“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

开皇七年(587年)隋灭后梁,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杨坚结束了中国上百年来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隋文帝采用长孙晟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主要运用和亲拉拢分化突厥,使突厥耗于内战,从而各个击破。开皇十八年(公元599年)突厥内讧,突利可汗奔隋,以突利为启民可汗,筑大利城居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隋军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杨坚开创的“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隋王朝,致使“金陵失险” 、“单于款塞”。隋的统一标志着胡汉文化嫁接的完成。

杨坚对汉文化的发展传承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583年隋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分图书又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著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3] 

杨坚登基后下过这样一道诏书:

“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    

《隋书儒林列传》赞曰:“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北史》这样说道:“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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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评价

《隋书》:“高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

隋文帝杨坚画像(3张)

 受托孤之任,与能之议,未为当时所许,是以周室旧臣,咸怀愤惋。既而王谦固三蜀之阻,不逾期月,尉迥举全齐之众,一战而亡,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乖兹机运,遂迁周鼎。于时蛮夷猾夏,荆、扬未一,劬劳日昃,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但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14] 

“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

《北史》:“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15] 

历代评价

宇文宪:“普六茹坚相貌非常,人颇狡诈,臣每见之不觉自失,请早除之。”

柳庄:“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随公必移周祚。”[16] 

宇文阐:“睿圣自天,英华独秀,刑法与礼仪同运,文德共武功俱远。爱万物其如己,任兆庶以为忧。手运玑衡,躬命将士,芟夷奸宄,刷荡氛昆,化通冠带,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足论。”

启民可汗:“大隋圣人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染干如枯木更叶,枯骨更肉,千世万世,常为隋典羊马也。”[17] 

李德林:“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18] 

杨广:“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

房彦谦:“主上性多忌克,不纳谏争。”[19] 

房玄龄:“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20] 

薛道衡:“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开运握图,创业垂统,圣德也;拨乱反正,济国宁人,六合八纮,同文共轨,神功也;玄酒陶匏,云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极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礼裁乐,纳民寿域,驱俗福林,至政也。”

杨侗:“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张四维而临万宇,侔三皇而并五帝。”

萧瑀:“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李世民:“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21] 

魏徵:“皇帝载诞之初,神光满室,具兴王之表,韫大圣之能。或气或云,荫映于廊庙;如天如日,临照于轩冕。内明外顺,自险获安,岂非万福扶持,百禄攸集。”

朱敬则:“天子登云台而访道,实垂拱而无为;公卿指日观以推诚,愿升中而每竭。可谓尽美矣,未尽善也。然天性既猜,素无学术,意不及远,政惟目前。是以牝鸡司晨,谗人罔极。”

虞世南:“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衰,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理,务从恩泽,故能抚绥新旧,缉宁遐迩,文武之制,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一同书轨,率士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坠万机,荆壁填於内府,吴姬满於椒掖,仁寿雕饰,事埒倾宫,万姓力殚,中人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纪己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幸,树立大量所,功臣良佐,剪灭无践,季年之失,多於晋武,卜世不永,岂天亡乎?”[22] 

司马光:“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勤于政事。每旦听朝,日昃忘倦。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即无所爱;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遣使者劳问其家。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令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率衣绢布,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故衣食滋殖,仓库盈溢。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然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此其所短也。”[23] 

李纲:“有雄材大略,过人之聪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出于后世者。”[24] 

陈普:“北齐后周犹一隅,隋文混一朔南暨。”

朱元璋:“惟隋高祖皇帝勤政不怠,赏功弗吝,节用安民,时称奔驰。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王夫之:“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

赵翼:“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其时虽有尉迟迥、宇文胄、石愻、席毗、王谦、司马消难等起兵匡复,隋文犹假周之国力,不半载殄灭之。于是大权在手,宇文氏子孙以次诛杀,殆无遗种……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遗类,此其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25] 

吕思勉:“隋文帝何如主也?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其于四夷,则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贡以自夸功德。既非如汉文、景之苟安诒患,亦非如汉武帝、唐太宗之劳民逞欲。虽无赫赫之功,求其志,实交邻待敌之正道也。”“他勤于政事,又能躬行节俭。在位时,把北朝的苛捐杂税都除掉,而府库充实,仓储到处丰盈,国计的宽余,实为历代所未有。”[26] 

范文澜:“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隋文帝在力求巩固国家统一的方针下,行政、定制度,对待敌国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动乱,到隋文帝时,确实稳定下来了。他是较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27] 

毛泽东阅读魏徵著《隋书》卷二《高祖本纪》后,写下了:“蕴藏大乱”。[28] 

《剑桥中国隋唐史》:“杨坚易于发怒,有时在狂怒以后又深自懊悔。这显然与他个人的自危感有关,到了晚年,与上面谈到的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有关。一次他在殿上鞭打一个人,然后又肯定此事与天子的身份不符,并主张废除笞刑。但不久,他在暴怒时又用马鞭把一人鞭打致死。他常常似乎对帝王应仁慈宽厚的呼吁充耳不闻,不加限制地施行当时普遍的酷刑。”“虽然有这些局限性,又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杨坚仍是一位坚强和有成就的统治者。他酷爱工作,并把大量文牍从议政殿带回住处审批。他似乎经常干预各级政府的事务:插手(有时粗暴地)司法机构的工作;重新审理所有重罪判决,以之作为自己的职责;接见朝集使,并告诫他们要勤奋工作和成为有德之人;考察补缺者和官员的表现;赞誉有成绩的官员,谴责疲沓和贪污;主持早朝,与大臣们讨论国内外政策;巡视全国。从他的工作作风和从他对法律、对儒生和官员的总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受了法家传统和当时常见的个人对佛教的信仰两者兼而有之的强烈影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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